余英時評政治現實6大分析

（中央社記者邱祖胤台北13日電）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從來都在，出版人、專欄作家顏擇雅表示，中共最厲害的武器不是飛彈，而是14億人口，她歸納「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全書的精髓表示，「千萬別讓中共站上道德的制高點」。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其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淡化，填補此一真空的正是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 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天下帝國理念復活，中國的官媒上，類似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之類的說法早已絕跡，處處都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類赤裸裸的帝國語言。 習近平的中國，與其說是斯大林的蘇聯的翻版，不如說是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的翻版。

• 在台灣和大陸兩地的大學之間如果簽訂任何交流協定，中共也絕對不允許台灣的「國立」兩字出現在協定文件上。
• 就這一意義說，台灣地區現代化的成就也未嘗不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化的結果。
• 中共心知肚明共產主義已經破產，因此更著力於歷史的「再造和運用」，以鞏固其統治基礎，動輒以「中國五千年文化」、「自古以來便屬於中國」等話語來正名維穩的舉措和大一統的主張。
• 問題是如沒有更高的普世價值指引，這種民族主義可被政府操弄成為極權的精神支柱。
• 余：上月初承寄下有關香港前景的八個問題，十分感謝。

基於這種樂觀精神，即使香港在反送中運動後被北京強烈打壓，他認為香港多年來發展出的一套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不會輕易被摧毀。 他對我們佔中三子倡議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推崇備至，認為以公民抗命爭取民主可跨越暴力革命的陷阱。 他期盼香港能「創建一種文化氛圍，讓以天下是非為已任的現代知識人能夠不斷出現。」（見45頁） 但以目前情況來看，這種抗爭換來的卻是政權更殘暴的反撲，難免令人質疑抗爭的意義。 余教授認為中共的確不會馬上改變，但假如港人節節後退做「乖孫子」，只會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連絲毫的希望都會失去。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網路沙龍—

……鄧小平將計就計，表面上完全接受了這個‘牽纏政策’。 然而他內心則另有打算，即‘經濟放鬆，政治加緊’。 ”所以，“‘牽纏’與否，其權完全操在中共手上，美國只有跟在後面轉的份。 ……美國的‘全面牽纏’政策，自一九八九年以來事實上已成爲中共予取予求的一個方便之門”。 余英時的“本行”是歷史學，他不是專職的政治評論家，但他的政治評論因爲有深厚的人文素養爲支撐，往往鞭闢入裡、力透紙背，遠非中國國內的公知、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以及臺灣的名嘴們所能企及。

• 前者是舊版《人文與民主》即有，後者是2022年新版才加入。
• 這一切都要看中共估計其後果是有利還是有害於其政權的存在。
• 這是「家天下」最脆弱的地方：它沒有確定的統治集團作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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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如果因「反台灣意識」而發生另一次中國式的Holocaust大屠殺，普通的「中國人」也逃不掉劊子手的責任，但這場悲劇的導演則將非中共莫屬。
• 這本書是由台灣印刻出版社出版，由台灣作家與出版家顏擇雅女士主編。
• 病毒、封城、癱瘓、空投救災，香港的情況越來越比小說離奇，以上情節曾經在 #喬靖夫 一本十年前出版 …
• 目前香港大學校長都是應聘而來的，基本業務是保證學校的運作，其中並不包括領導精神世界的發展，一般而言，香港社會也沒有這樣的要求。

這是美國政府的巨大失策，也是民主政府的一個重大缺陷——托克維爾和梁啓超在訪問美國時都發現，民主政府的運作機制容易造成優秀人才不願加入政府，而庸才主導國家政策，又不願採納民間的高明意見。 余英時在其生前最後一部着作《余英時回憶錄》中承認，儒家爲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對共產主義進入中國發生了一種接引的作用。 首先，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平均主義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無孔不入，“爲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因而纔有一拍即合的效應”。 其次，儒家還有一重要價值，就是“公”和“私”的尖銳對比，“公”是善，而“私”是惡，儒家沒有保護私有產權和個人自由的觀念，這又構成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背景。 由此，晚年餘英時超越了感性上的“中國文化情懷”，在理性的高度上指出以儒家爲主體的中國文化的致命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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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是歷史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深入研究，他永遠都站在歷史文化的高度，去審視三地政治演化的過程與規律。 余先生早年在香港生活，更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他對香港有深厚感情，本書中有大量關於香港問題的論述。 余先生對台灣的民主改革始終給予肯定，他對台灣的政治前途﹑台獨議題以及與中共周旋的立場與策略，也都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 關於大陸政治前景，余先生認為中國的出路在「合久必分」，他又斷言中共的解體將不同於蘇聯崩潰。 早在一九九一年，余英時接受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採訪時就指出，中國的出路是“合久必分”，中國要避免以暴易暴的演變，“最好的辦法是分裂”，“各地自治，讓大一統成爲有名無實的東西”，“大一統解體才能帶來思想解放”。 他的這一構想，比李登輝飽受抨擊的“七塊論”早，也比啓發李登輝靈感的王文山《和平七雄論》早。

台灣HPV引起的口咽癌與頭頸癌發生率也快速增長，其中男性的發生率更比女性高十倍，口咽癌與頭頸癌正在取代子宮頸癌，成為最常見的HPV相關癌症。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女性，男性在感染HPV後，產生抗體機率較低，研究發現，約20％女性在感染HPV後會產生抗體，而男性僅有小於10％能夠自主產生抗體對抗下一次感染4。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因此，男性在重複感染風險較高，若又無法自行產生抗體清除HPV病毒下，則更容易導致病變的發生，故無論男女都應該共同積極預防HPV感染。 昨晚我去金石堂信義店，參加了顏擇雅主持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新書分享會。 事實上，去聆聽ㄧ位已經駕歸道山的大師評「政治現實」，實在不太「現實」。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中國未鬆綁年後航班 邱太三：陸方憂疫情變化

因此，一個學貫中西，真正認識歷史真相，又能夠誠實地以古鑑今的學者，他能夠評論時政，對人們思想的導正，是多麼重要。 我個人在余先生評論政治現實的訪談和文章中，也受到很大啟發，思想獲益匪淺。 1982年訪談的內容很廣闊，他最後總結說「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能沒有歷史文化的深度」。

中國史上另有一型「族天下」的王朝，這是由漢人以外的少數民族建立的。 中國歷史家稱之為「異族入主」，日本和西方學者則稱之為「征服王朝」。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在這一型的王朝體系之下，「天下」屬於整個「族」，而不是屬於某一「家」。 例如鮮卑的北魏、契丹的遼、女真的金，有統一了中國的蒙元和滿清都可以說是「族天下」。 但這一型的王朝能以少數征服多數並統治多數，其中如滿清甚至還能維持其統治至二百六十八年之久，則是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優勢是「家天下」型的王朝所不具備的。 上面已指出，「家天下」政權的後面沒有一個確定的統治集團作後盾，「族天下」政權的優勢便恰好在此，它不是以孤零零的皇帝一家為本位，而是以全族為本位。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自由廣場》請勞動部正視弱勢家庭雇主權益

● 從澤倫斯基超過180篇演講中，精選50篇最具代表性的傳達烏克蘭人的英… 小笠原欣幸即以此宏觀又透徹的視角，帶領讀者走過1996以來的七次總統選舉，在每一屆選舉的章節中檢視各陣營的攻防、分析成敗之因，以及每次選舉結果對臺灣民主發展的意義，並且也對許多選舉中的迷團提供解答。

但編輯快完成才發現，這篇雖然寫成於離世前三十年，卻最像他的政治遺言。 二十年來，他夫人陳淑平可說是我最常講電話聊天的朋友。 有時我透過她請教問題，她回答時先聲明：「余英時說，」然後說答案在他寫的哪一本書裡，過一陣子書就寄來了，前面還有作者題簽。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中華民國台灣」七十二歲生日快樂？

知識分子的相對邊緣化本是現代多元社會的普遍現象，不僅中國為然。 但中國的情況則十分特殊：邊緣人物形成了一個變相世襲的「新階級」（吉拉斯語）1；邊緣人「新階級」不但不代表任何社會階層（士、農、工、商）的利益，而且和所有階層的利益都是處於完全相反的地位。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知識分子所持徹底「革命」的理論使邊緣分子得以輕而易舉地摧毀一切傳統的社會和文化組織和人倫關係，代之而起的則是一個絕對宰制性的單一政治組織，從中央一直貫穿到每一個家庭，甚至個人。

連代表極端民族主義的義和團，因為得到慈禧太后的眷顧，才毅然從「反清復明」改為「扶清滅洋」的主張，可見政治權力如何巧妙地操弄民族主義。 楊振寧和一些華人科學家，早在中國陷入文革災難時已押上自己的名聲為中共背書，改革開放後又致力推動中國科學教育，應是本於一種愛國情懷。 問題是如沒有更高的普世價值指引，這種民族主義可被政府操弄成為極權的精神支柱。 余教授在此書多處提到中國從1895到1945年便以一個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身分抵抗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侵略」、「外國勢力干預」等概念已深入民心。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自由廣場》美中航母實力分析與台海

曾獲日本關西大學等多所大學名譽博士，2006年獲克魯格獎、2014年獲唐獎。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著作有中英文數十種，包括《歷史與思想》、《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會友集》、《朱熹的歷史世界》、《論天人之際》、《余英時回憶錄》等。 顏擇雅主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一書，將余英時數十年來散落在海內外各地報章雜誌的政治評論文章集結成書，近期出版。 顏擇雅接受中央社Podcast節目「文化普拉斯」專訪，分析編纂此書的緣起與心得，暢談余英時的精闢論點與思想脈絡，節目今天正式上線。 早在一九九六年，余英時就發現此一政策和期待完全錯了，錯在對中共本質的錯誤評估上。

”可以說，從一九五零年代直至其臨終前的政治評論，都是其“鸚鵡救火”情懷的體現。 當初創業作，從獲知書訊到申請版權到上市宣傳，全都有賴他們幫忙。 余英時獲克魯格獎後，訪客越來越多，又有研究計畫在進行，中間還大病一場，那麼多尚… 余英時獲克魯格獎後，訪客越來越多，又有研究計畫在進行，中…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內容簡介

但經歷多次政黨輪替，可見台灣民主制度經已整固；余教授更相信族群分歧通過公開辯論，「遠比停留在暗潮洶湧的狀態所蘊藏的危險為少 」（見129頁），可見他對台灣民主化的肯定。 書中最後一篇，是我1982年10月對余先生的訪談。 此文發表在《七十年代》1983年3月號，原題為《訪余英時談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很可能是余先生以歷史學者的身份，最早提出對時政的批判性意見的談話。 這篇文章1990年收在我的《知識分子與中國》一書中，2019年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了一本《李怡語粹》，收進三篇訪談錄，包括徐復觀、勞思光和這篇余英時的訪談。 余教授多次為文談到中國人一面仇外，一面羨慕西方的強大。 這種「羨憎交織」的心結，令「來自西方而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得到上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青睞。

在西元一千年的前一兩年，歐洲正處於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時期，那時歐洲人心惶惶，都以為世界末日將至，因為當時盛傳一千年是「最後審判」的日子。 現在兩千年離我們只有十年了，許多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卻都對二十一世紀的降臨抱著無限的憧憬和期待。 我在〈飛彈下的選舉〉一文已指出，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一九四五年以前被侵略時代有本質上的不同。 前期的民族主義出於民族求生存的自衛本能，其正當性與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愛情果真盲目？沒有情慾還是愛嗎？ 社會心理學Ｘ大腦神經科學，探究人《為什麼要戀愛》？

「中國」內部絕不容許有一個象徵「西方」的實體存在。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在中共的精巧運作之下，這個「反台灣意識」今天已隱約地形成了。 簡言之，矢板明夫是一位最了解中國、中共，又真心熱愛台灣的日本媒體人。 他的評論總是一針見血，可以把複雜的政治講得簡單明瞭，也讓你在警醒和恍然大悟的同時放聲大笑。

我們都記得一九七二年日本田中角榮首相去北京會見毛澤東時，首先為日本侵略深表歉意。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當時毛的答覆是：「我們感謝日本『皇軍』侵華，使得中國的革命得以完成。」。 教育局官員誤以為試題是贊揚日本侵華，所以說「答案只有弊無利，沒有討論的空間。」從這句話中，官員們暴露出他們完全不懂歷史學的性質，作為歷史試題，無論內容如何，都是必須通過論證才能提出答案的。 這些官員對於上述的試題並未進行過任何研究，怎麼竟敢大膽地說「答案只有弊無利」，而且「沒有討論的空間」？ 難道他們僅僅靠著「官方」的身份便可以對任何問題提出最有權威的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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